一场源自美洲的猪流感来得“正当其时”。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瘟疫还未过去，猪流感就开始爆发，席卷O。
在这场流感发源地的墨西哥，情况已经糟的不能再糟。墨西哥城几乎成为一座死城，绝大多数人都尽量待在家中避免外出。原本就已被全球金融危机打击而摇摇欲坠的经济面临着雪上加霜的惨景，而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也在加深。
OO大的养猪公司之一的Smithfield首当其冲，早在猪流感爆发前，就被当地居民抗议，被指责在墨西哥当地政府纵容下肆无忌惮、污染水源、过量使用有毒化学品。这家美资公司曾经在2000年卷入一场加州的诉讼案中，O后以5000万美元罚款了结。墨西哥政府，特别是卫生当局，也不堪危机，不仅口罩告罄，而且，直到本周，不少已有传染迹象的疑似患者仍未得到当局分发的药品和治疗。墨西哥O的批评声浪正在从对政府的不满转向更深层次，一个少数人的精英统治、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的贫穷大众和美资公司为主的资本主义是否该对这场瘟疫负责？猪流感扫过，墨西哥仿佛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然而，“船长在哪里？”墨西哥右翼总统卡德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质疑。
此情此景，不难让人想到2003年的SARS危机。O社会目前的反应也多集中在猪流感引发的政治和经济效应。即使在“9.11”之后应急能力大大提高了的美国，公众不仅同样关心猪流感对履新100天的奥巴马总统意味着机会还是挑战，而且，无论政治左右，都关注着那些早已忘却“发现身体不适即看医生”的行为模式的人们。这些低收入人群，也是医疗保险体制的边缘人群，才是瘟疫降临时O脆弱的受害者。
而中国的情况，是否比六年前有所好转呢？答案是确定的。虽然中国政府在SARS危机期间采取了许多看似过分反应的措施，但是相比今天墨西哥和美国出现的恐慌来说，中国政府当年能够全国动员、稳住民心、度过危机，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所以，也许不必怀疑卫生当局的危机应对能力，但是，中国的新型医疗政策能否胜任此次猪流感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换言之，对付SARS危机所不得已而采取的全国动员模式显然成本太过高昂，可能并不具有可重复性；相反，在应对猪流感以及未来层出不穷的各类型全球瘟疫之时，更需要常设化和制度化的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卫生体制。当中国经济以汽车产业为兴奋点开始显露“率先度过金融危机”的信号时，一场猪流感袭来，也许恰好可以考验新医疗政策的优劣和成效，所谓正当其时。
因此，不妨从流感的预防和治疗角度来检验新医疗政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新政策所强调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层卫生、公立医院改革、服务均等化等，需要公众予以密切关注。比如，基层卫生单位和广大公立医院能否践行一套统一有效的疾病报告和治疗体制？原定下半年开始实行的医保卡全国支付体制能否提早运行，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农民工和低收入者的医保问题，他们遇到发热时是否及时就诊、能否从正常医保支付诊费和住院费，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在事后进行特别救济？
这后一个问题，也许正是新政策应对猪流感的试金石，关系到新劳动法、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保险网建设以及地方政府的医保金管理等重大民生问题与社会政策，也是医疗政策回避不了的制度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体社会改革，关系到我们能否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机所系的资本主义模式。
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把猪流感理解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并发症也许更为恰当。
